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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當中國央行觸發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大的兩個人民幣單日最大跌幅時，很多人都敏銳地宣告匯率戰爭重新開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匯率戰爭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特征之一。

但是，如果北京此舉引發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政府的“匯率戰士”可以預見的政治回應的話，這便忽視了一個如今在很多貿易經濟學家看來日益得到充分證明的事實：作為貿易武器的匯率跟過去不一樣了。

在一項對包括中國在內的46個國家所做的新研究中，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經濟學家得出，作為推動出口的工具，如今貨幣貶值的效果僅為上世紀90年代中期時的一半。

此外，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發現，國家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越深——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令人矚目地實現了這種融入——匯率變化對出口可能帶來的影響就越小。

該研究的作者之一米歇爾•魯塔(Michele Ruta)稱，對于壓低本幣匯率以尋求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競爭優勢的國家而言，“關于貶值能帶來多少影響，預期與實際情況存在差異”。他稱，如今現實情況是，多年的數據表明，貶值的影響很可能比過去低得多。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但是，魯塔及其同事稱，最大的原因是，過去20年全球供應鏈得到發展以及如今很多產品都是由很多產自不同國家的部件組裝而成的。

其結果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經濟體而言，計算貶值影響的方法變得復雜得多了。

匯率走低仍然會降低很多商品的出口價格、從而提升它們在海外的競爭力，與此同時增加進口的成本。對于一些簡單的產品，比如一瓶由瑪格麗特河(Margaret river)產區的葡萄釀造而成的澳大利亞西拉(Shiraz)葡萄酒，這一論斷仍然成立、并且仍是重要的。澳元走低將降低這瓶葡萄酒的出口價格，提高它對海外消費者的吸引力，同時提高澳大利亞從法國或智利的競爭對手進口葡萄酒的價格。

但是對于更加復雜的產品，比如很多在中國組裝的電子產品，匯率走低的實際影響計算起來要困難得多。以智能手機為例，屏幕可能是從日本進口的，主芯片可能是從韓國進口的，其他部件在東南亞、歐洲和美國采購。所以，盡管人民幣貶值理論上降低制成品銷往海外的價格，但它也提高了進口部件的成本。

因為這個原因，貿易經濟學家開始越來越多地研究是誰拿走了產品的真正“增加值”利潤。無論你在哪里購買一部在美國加州設計、在中國用產自世界各地的部件組裝而成的iPhone時，拿到利潤大頭的是蘋果(Apple)，而不是臺灣組裝企業富士康(Foxconn)，或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工人。

過去10年，中國許多品類的進口強度——衡量進口部件占出口產品的比重——已大幅降低。中國一直在擴展自己的供應鏈，貿易經濟學家認為這是近年來全球貿易增長不斷放緩的原因之一。

但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現實是即便大幅貶值，對出口的提振也微乎其微。

本周，布朗兄弟哈里曼銀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的全球外匯策略主管馬克•錢德勒(Marc Chandler)在給客戶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過去這一年，日元兌美元匯率已累計下跌逾17%，不過，在截至6月份的3個月里的日本出口出現了5年來最大季度跌幅。

錢德勒表示，韓國、臺灣、甚至德國都是同樣情形。合在一起，這些國家的狀況指向了全球經濟的一種更嚴重疾病，這種疾病不太可能是任何匯率調整治得好的。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關鍵訊息是，對于無論美國、中國還是歐洲的出口而言，最好的消息都不是本幣貶值，而是全球需求增強，”他說。